民小编：提到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先生，不管是学生、老师，内心都是满满的敬意。2012年，因为年龄原因，钟校长离开北师大，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一职。此时，他面对的就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而是中国教育的整个系统……
北京四中的学生、插队下乡的知青、小学代课老师、大学老师、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跨越40年教育生涯的钟秉林先生，最喜欢的身份还是“老师”。
钟秉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文/人民教育记者冀晓萍实习生薄文婷
电梯门徐徐打开，钟秉林先生已立于眼前微笑迎接，入室让座倒水，耐心倾听……
没有教育学会会长的“威”，也没有大学校长的“严”。我隐隐觉得，他有些不一样。
一番对话之后，我渐渐明了：若真心热爱教育，骨子里自会多几分真诚。
对农村孩子进行高考政策补偿，是天经地义的事
针对现在中央出台的重点大学单招农村学子计划，有些人不理解，认为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钟秉林认为：“农村孩子不是不刻苦、不努力，也不是不聪明，是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所限，他们没能从小接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在高考中对农村孩子进行政策补偿，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促进教育公平、社会公正，必须那么去做。”
钟秉林生于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市民”，如果没有那四年的插队生活，或许他对农村教育就不会如此深情。
1969年，少年钟秉林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陕北延安插队。钟秉林说：“插队其实就是就业。当时的想法非常纯朴，就是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在农村安家落户。”
他插队的村子叫武家塬，站在黄土高原上，他看到了城乡的差距：“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苦了，每天天刚亮就得起来干活，晚上得干，冬天也得干。我们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吃水要到山下的河沟里去挑，山高坡陡，两满桶水回来时只剩下两个半桶。遇上雨天路滑，还得带把铁锹，先刨坑，再往前挪。”
那里的“苦”成为钟秉林后来一生的财富：“现在工作，再苦再累，熬夜加班，和那时候比只是九牛一毛，根本算不了什么。”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能磨炼一个人吃苦耐劳的品质，但极度的疲惫也能消磨一个人的抱负。“当地百姓没有文化，每天就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钟秉林回忆，很多曾经立志要在农村大天地大有作为的人，也渐渐淡忘了最初的梦想。
虽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钟秉林觉得：“将来国家还是要发展建设的，还是需要知识的。”到了夜晚，已是鼾声阵阵，钟秉林在疲惫中挑起昏暗的煤油灯复习功课，这段积累为他后来考上南京工学院继而留校任教以及后面一系列的人生改变埋下了伏笔。
“当温饱、生存问题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名利都成为身外之物，反而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支持。”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对钟秉林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到学校，到教育部，到学会，他首先想的是“怎么样把人凝聚在一起，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够开心地去工作”。
在武家塬的四年间，钟秉林第一次与教师工作结缘：村小缺老师，他就半天劳作、半天上课地当起了代课老师。“那时是复式教育，四个年级在一个窑洞里上课，那一双双眼睛，真的是‘求知若渴’，”站在简陋的教室里，钟秉林明白，教育是这些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然而，当时的乡村教育能给予他们的并不多。
“即便到了今天，先不谈师资，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硬件条件的确有改善，但跟国家的标准和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如果教育决策看不到城乡差距，谈何教育公平？”
学校品质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在一代代校长的努力下形成的
钟秉林看重教育公平，但他反对以教育公平的名义搞教育的“一刀切”：“公平不等于平均，而应该是尊重差异，尽量让每个学生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
钟秉林初中是在北京四中读的，回忆那段时光，钟秉林眼带笑意：“那三年学得开心、玩得也很开心。”
“那时候，学校考虑的是学生的兴趣，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没有什么功利性。我们没有考试压力，该考试了就考，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更没有考虑到将来还要中考。我看高二、高三的学长也很轻松。”
“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特别多，各种兴趣小组、俱乐部。非学科类活动非常丰富，诗社、演讲、体育等，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每周末还有半天的社会活动，步行到郊区农村去干农活、砌猪圈，什么都干。”
反观今天，“一些学校不在乎学生差异、区域差异，采用大批培养、‘一刀切’的教育模式；一些家长不考虑孩子的兴趣、个性和特长，盲目攀比，为了所谓的未来竞争优势，实行高压训练模式，这是教育的本末倒置。”钟秉林说。
“听说某大学为了让足球进学校，把搞了多年的大学生篮球联赛取消了，这违背了足球进校园的初衷。”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教育的功利主义，并不能真正调动学生对健身的积极性。”
钟秉林认为，40多年前的这些做法，留给今天教育人的不仅仅是办学理念、具体的经验和做法，学校发展轨迹和教师水平都能给今天的办学带来启发：
“那时候，一所学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不是靠行政力量给你专门组织生源、增加投入，而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在一代代校长的努力之下，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和社会声誉。”
“那时候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在中学勤奋地耕耘，有一批数理化老师水平很高，完全可以跟大学教授媲美。”
培养研究型教师，去做一些其他学校做不了的事
钟秉林的名字后面有一大串头衔，但他最在乎的是“教师”。
1977年，钟秉林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成绩突出，两次被学校派赴英国留学。1994年，钟秉林不仅拿到了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学位，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文章。
他回想：“那时候就想搞学术，搞业务，不想做管理。”孰料，回国后，钟秉林即被任命为东南大学副校长，两年后又奉调进原国家教委任高教司司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司长。
做司长5年，钟秉林正赶上高校改革的关键期，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招生规模、教育教学改革等轰轰烈烈。大量的调查研究让他对高等教育有了既系统又宏观的认识：“如果没有这5年，从理工大学出身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所文理综合大学，我是不敢去的。”
2001年，来到北师大，钟秉林形容这一转型是教师职业的“归位”。那时候，北师大正面临发展的十字路口：师范性、学术性、综合性路线，哪一条更适合学校发展？众说纷纭。
钟秉林认为，北师大要在保持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实现时代转型，就必须明确未来教师发展的方向。他带领师大团队走上了一条“培养研究型、探究型教师，满足社会对教师的高端需求”的新路。
钟秉林主张：“其他师范院校、综合大学都能做到的，北师大就不做了，去做一些别的学校做不了而市场又需要的事。”
从今天来看，十几年前的这个选择是有先见之明的。而北师大的学生今天也的确成为各地各校的“高端需求”。
当北师大校长时，钟秉林喜欢“逛”校园招聘会，他不担心本校学生的就业，而是想从这些招聘对话中捕捉教育一线对教师能力需求的最新信息：“学校招聘人员很有经验，他们不一定非得从师范大学选择教师。只要毕业生素质好，有发展潜力，配合职后教育，很快就能成为合格教师。”
“高中应试教育直接过渡到师范教育，是有待商榷的，”钟秉林主张，教师培养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兴趣特长，“在北师大，除了国家定向的免费师范生外，不再区分师范、非师范，所有学生一起上课。如果愿意当老师，就去选修教育教学课程，将来参加职业培训考试，谋取教师职位；如果想在学术上发展，可以考硕、考博、出国留学等，进行多样化选择。”
在教育教学课程的建设中，“我们注意引进中小学名师、名校长担任兼职教授，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带来鲜活的教育实践经验。”
人生的每一次转向，都给钟秉林带来了更宽广的天地。2012年，因为年龄原因，钟秉林离开北师大，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一职。此时，他面对的，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而是整个中国教育系统。
“现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的群体多、利益诉求多，相互间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当前，必须强调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高教和基教、学前教育必须协同改革。”
为此，钟秉林和他的教育学会团队站出来，通过校长论坛或教育沙龙等多种形式把大中小学聚到一起，共同谋划教育改革。
“要正视问题，综合改革、系统改革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钟秉林认为，未来任重而道远。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1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