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10月4日晨，浙江衢州，村民黄运兴听到空袭警报，赶紧跟着家人躲进防空洞。出来后，他们发现这次日军空袭和过去大不相同。
院子里、天井中、屋顶上，到处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还有很多死跳蚤，死跳蚤的个头比平常大一倍，老鼠大白天跑上街，摇晃着突然死掉。
有人把跳蚤扫起来喂鸡，鸡全部死光，人全部死光。
不只衢州，日本人诡异的空袭还发生在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1940年10月27日，宁波，日机在人口密集地撒下大量麦粒和粉雾。
两天后，居民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暴死者不断，很多家庭死绝，全城恐慌，宁波变成死城。
政府设立的隔离院如同地狱，垂死之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嚎叫，翻滚挣扎，惨不忍睹。
1941年，湖南常德又遭鼠疫攻击，至1945年11月，鼠疫仍未绝，至少亡6491人。
日军不仅投放细菌，还以残忍方式检验细菌武器杀伤效果。
1942年11月4日，南京1644细菌部队人员来到义乌崇山村。
村民赵六妹因染鼠疫刚死，其女抬着遗体准备安葬，“军医”野蛮开棺，剖开赵六妹肚皮，挖出心肺和淋巴核，砍去一手一腿，其余肢体弃于野外。
幸存村民张菊莲回忆：18岁的姑娘吴小奶被日军捆在凳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惊恐万状，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又大叫“妈妈救命”。
突然，吴小奶的喊声变了调，撕心裂肺不似人音。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剖开，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军医”将手伸进其胸膛，剜割她的内脏，带走检验。
最后，日军一把火烧了崇山村。
（二）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满州国”哈尔滨，发现城市完好，郊外一片平房却被炸成废墟。
更奇的是，废墟上千万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兔子、黄鼠狼，以及无人看管的牛羊、驴子、骡子、猴子。瓦砾之下，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恶臭冲天。
这里，就是日本关东军防疫供水部驻地，部队代号731。
这支部队，名义上经管关东军饮水消毒、供应及防疫事务，实际担负研制“最为有效的细菌战武器”。
这支部队的部队长名叫石井四郎，中将，医学博士。他调动了日本几乎所有“顶级医学专家”，分批到这里进行人体实验。
他们将抓获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用作活体实验的“圆木”。“医生”需要任何器官，都可让卫兵按数供应“圆木”，而后在解剖室、实验场取用。
他们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观察血液变化，将“圆木”的肝、脾、胃摘除，手、脚互换进行移植试验。
他们在女性身上进行梅毒传染试验，解剖婴儿、胎儿观察传染效果。
他们用活人检验鼠疫“石井炸弹”效能，给“圆木”戴上铁帽、穿上用具，仅暴露四肢和臀部，以炸伤感染而非炸死，再观察“圆木”痛苦地死去。
他们将中国人塞入密室、装甲车，测验“新武器”杀伤威力。
灭绝人性的，不仅仅是731部队，还有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每一个细菌部队，就是一座杀人工厂。
（三）
死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准确计算的数字。
国民政府调查发现，日军侵华期间，除新疆、青海、宁夏、西藏外，先后对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浙江、湖南、山东、东北三省、云南、江西、福建尤为严重。
山东研究者崔维志调查判断，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的细菌战，中国就有20万平民死难。2002年，又有一份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
为什么杀伤之大，竟然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因为生物武器是“廉价的原子弹”。
鼠疫，即“黑死病”。19世纪前，人类几乎没有对付这一恶疫的办法。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4000万人死亡，欧洲亡人比例达40％。17世纪，鼠疫在英法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流行，人类直到1894年才找到病原体。
不仅杀伤力巨大，而且成本低廉。细菌武器不需要导弹和轰炸机运载，不需要精确瞄准，只需一个间谍拿一个瓶子，让一人感染，就可能无限传播，危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
1969年，联合国化学生物战专家组评估：每平方公里50%死亡率的成本，传统武器为2000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为600美元，生物武器多少？
1美元。
正因如此，细菌武器会成为小小岛国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个有效而廉价的战略手段。
然而，尽管细菌武器如此臭名昭彰，人们对它的恐惧和提防，远不如核武器。
新闻上，时不时能看到国际社会为某某国搞核武试验而一片谴责制裁，这当然是必须，可也让人心焦，不要忘了：有一种武器不亚于原子弹，它给中国带来的“生化危机”，是多么巨大的伤害！
（四）
佛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时候并不灵验。
1989年，日本杂志刊载《黑色的血液和白色的基因》一文，宣扬战后为日本经济创造奇迹的科技界人士，其中有“防疫药品研究所”9个前任所长。
查一查这些人的经历，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些在日本受到尊敬的“科学家”，很多来自东京或京都帝国大学，很多有过“731经历”。
这些手上沾满国人鲜血的“医生”，战后事业一帆风顺，待遇优渥，有的还获得“国际声望”。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说什么，都绝对不说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包括自己的家人。他们非常清楚，这是一段难以见光，无法向法律、向道德、向后代交代的经历。
日军从中国撤退时，杀死了所有关押的“圆木”，弃尸于江，焚尸于炉，炸平一切试验场所，妄图掩盖罪证。石井四郎还严令：“绝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你在731部队的所见所闻，要将这一秘密隐瞒到死。”
这些“军医”回到日本隐藏了下来，很多成了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制药公司研究员。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等，都有许多731部队成员。
石井四郎，对华细菌战最为重要的战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却未受到审判，于1959年老死于老家千叶县。
原因很简单：美国人通过石井四郎，获得了731部队全部“研究成果”，包括石井四郎的“细菌战骨干”，获得不受追责的“待遇”。
美国人又将这些“研究成果”，用在了中国人身上。1952年2月，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20军、26军、39军、42军，均发现了敌机空投的蜘蛛、苍蝇和跳蚤。
（五）
回忆是一种伤痛，历史的伤疤每次揭开，总会流血。
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把自己当作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广岛、长崎的2颗原子弹，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打击的国家，而绝口不提自己的侵略者身份。
原子弹是瞬间毁灭，细菌武器无声无息。原子弹精确定位，细菌武器无边无际。中国承受的伤害，比2颗原子弹更为巨大、更为惨重。
中国不幸，经历了如此杀戮。
中国有幸，挺过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但是，这种伤痛，永远不能忘却。
这种伤痛，即使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横须贺、札幌、福冈、广岛、长崎，再度升起10朵蘑菇云，也难以让人释然。
2002年到2017年，艾丽丝的《生化危机》耗时15年终于画上句号，进入了许许多多中国少年的成长记忆。
1931年到1945年及至今日，中国人民经受的“生化危机”，是否进入你的记忆？
